再次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该散文集的前四篇呈现出方方面面的敦煌文化，其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敦煌文化的“雄”。我在此从三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论人文景观生命力之雄，即敦煌文物经历人为和自然一千多年的双重破坏仍可留存至今。秋雨先生开篇就写到敦煌石窟的罪人──王圆箓道士对文物的弃之迤逦。那个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的农民当了莫高窟的家后，为了些钱财随意将敦煌的文物一箱箱送入外国人、达官人之手。先生还细致地讽刺王道士用石灰涂抹壁画，砸碎塑雕的过程。“事情干的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每一个字眼都是对愚昧的平民赤裸裸的讽刺。这并非王道士一人的错，而是百姓受时代和地域的影响，文化素养较低，文物保护意识不够。正如秋雨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民族的悲剧也包括达官贵人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当时的官员只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书写朝代，但没有赤肠下决心保护祖国遗产。而欧美的学者不远万里向敦煌赶来，变卖财产充作路费，不怕吃苦，不怕葬身沙漠……到了之后才发现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到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主人如此草率，难怪先生会认为这些文物不如保存在伦敦博物馆。
其次，自然因素也是敦煌文化的一大挑战。那些遗迹千年来就处在一个荒芜的境地。看看附近的阳关，“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破绽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我虽未去过敦煌，但可以想象敦煌的大漠气候。千年来总会有几次巨大的风沙，几场毁灭性的暴雪，这种恶劣的天气对文物的摧残会很严重。敦煌文化在不得统治者重视，不受社会青睐的情况下，加之西方的冲击，风雪的摧残，现存的文物仍有几万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宗教传播广泛，使得丝绸之路兴盛，敦煌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固然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珍宝。前人将大量的文物封藏严密，自然提高了敦煌文化的生命力。随着当今国家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上升，人民素质的提高，文物保护技术的愈加发达，敦煌文化会在国家和人民的保护下延续其雄厚的生命力。
其次论敦煌历史文化之雄。阳关的雪融化后，细心的作者发现地面出现了令人惊骇的凹凸。那便是远年的坟墓。这里离县城很远，从未有人祭奠过这里，不可能是城里人的丧葬之地。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古战场的遗址。“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是先生由地面的陈铺想象敦煌古战场上的画面。壮士们的慷慨激昂，英勇善战，战场的惊骇壮观都是敦煌历史雄浑的体现。古代文人墨客站在这里也不失豪迈。尤其是唐人，他们多半不会洒酒悲叹，而是把目光放长远。高适步履放达，用豁达的胸襟送别友人“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岑参亦是如此“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维虽然温厚，不露惊骇之色。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不无宏放。“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卸，一饮而尽的。”
在敦煌，难以用温醇的诗句，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脱不了关系。古代的甘肃几近国家边境，位置偏远，常为谪官逐臣的流放之地。雄旷的大漠总是能治愈被贬谪之后的空落之心。敦煌像是潜存着一种魔咒，让到达这里的人和发生在这里的事都格外旷达。甚至连胡笳和羌笛，它们极美的音色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敦煌历史的“雄”并非单凭想象，莫高窟长达60华里的壁画就是最好的证明。壁画上的舞者仰首挥动着长袖，色彩的喷射，线条的流利，壮丽无比，呈现出欢快的气氛。使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壁画是过去现实的反映，雕塑亦是如此。“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快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敦煌遗迹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流露出雄美的历史艺术情怀。
最后论敦煌精神之雄。人们常说入乡随俗，来到敦煌的人，一定会顺应敦煌的险阻，拥有抵御自然，勇往直前的精神。例如先前敦煌石窟的工匠，以乐尊和尚为主的那些人，在风吹日晒中年长日久地挖掘洞窟，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有的独筑，有的合资，向着这座陡坡凿进。试想在没有任何发达机械工具的过去，他们是如何用汗水和泪水铸成的敦煌石窟。答案就是不停息的精神。就如同金字塔的铸造工，在用生命建造。李白、高适、岑参站在敦煌也有这种精神风范。面对离别，他们平静、沉着，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勇敢和豪迈。现代的游人到了敦煌一带，同样具有这种精神。在巨大的沙山面前，游人们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一脚下去不能太用力，否则会陷得很深。来到这的游客，往往不会屈服于沙山，一点点向上爬，大概也只有这里才能很好地磨练人的耐心。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便会感恩敦煌赋予的这种精神，不禁钦佩起自己。秋雨先生也不例外。
先生在《沙原隐泉》这样写自己爬上山后的经历：“向往巅峰，向往高度，结果巅峰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这样的文学大家也会因自然手足无措，但他“狠一狠心，咬一咬牙。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外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挨打。”轻松幽默的语言透露了着作者坚强不屈的精神，亦是敦煌之“雄”所在。说不清来到敦煌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意志，这种雄旷的精神。或许是“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边塞战争的雄浑至今未散;或许是独特的自然条件在向人们发起挑战;也或许是人们心底强烈的生存欲望在危险中迸发。总之，带着敦煌精神的人们就像“飞天的后人”，携着这种精神向前，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性的壮美从敦煌而生。
以上是就余秋雨先生的四篇散文《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沙原隐泉》，从人文景观的生命力、历史文化、地域精神三个层面论述敦煌文化之“雄”。“雄”这一形容词蕴含了敦煌文化生命力顽强，敦煌历史弘广惊骇以及敦煌精神坚毅不屈。总之，三方面都统一于敦煌文化之“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