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不但是美国的大事，而且举世瞩目，成为全世界媒体追踪报道，分析、猜测的热点题目。谁当美国总统真的关系那么重大?总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一些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总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回顾美国43位总统的历史，总的说来，应该是“时势造英雄”。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和作用有限。所以不止一位总统遭暗杀或猝死在任上，或被迫辞职，由缺乏经验和准备的副总统仓促接任，并没有对政策发生重大影响。威尔逊总统学识、思想不凡，并有世界眼光，但因时机未成熟，“国联”得不到美国多数人的支持;他的继任哈定，就个人而言，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的总统之一，却成功举办了对美国、对国际关系都有重大意义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就以当前的小布什而言，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9.11，他第一次当选的合法性都会有争议，更不可能有足以连任的支持率。
美国历史上有几位起里程碑作用的总统。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的说法：“华盛顿的任务是创立和熔铸一个国家;林肯是维护这个国家，使它避免从内部发生分裂”;而他自己的任务则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使它避免因外部因素而瓦解”。就客观的历史事实而言，确如他所说。但是进一步分析个人的作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造时势”的是乔治・华盛顿。他不但是美国历史上，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不平凡的伟大人物。华盛顿的个人思想和品德对奠定美国建国和发展的模式的确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人物，其不寻常之处在于：
(1) 对权位的淡泊。这是发自内心的，既不像后世美国和西方政治人物那样公开争位，也不像东方传统政治家那样以退为进，或暗中较劲。他要求归隐田园是真心喜爱这种生活，而不是失意的选择。这不是说他“大公无私”，毫无私欲，只是他的个人欲望是从田园生活得到满足，而不是从权位中得到满足。
(2) 真诚。这是从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或是血腥的暴力厮杀中产生的领袖人物极罕见的品格。少年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流传甚广，不论是事实还是附会，至少华盛顿本人的诚实为人所公认。例如这种故事决不会被附会到尼克松或其他后世的美国总统身上。他的就职演说因此朴实、真诚、可信。政治领导人在公开演说中进行道德说教，把政治主张涂上道德的色彩，这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过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美德与幸福，责任与利益，诚实宽厚的政策与社会繁荣人民幸福都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却让人信服，感到他的诚恳。包括他虔诚的宗教信仰都是真诚的，不是用来取悦老百姓的。
(3) 除去个人品格外，最核心的是他的政治信仰。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说，以他当时的威望，产生个人崇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真诚地信仰民主政治，把宪法视为至高无上，从而避免了集权(哪怕是相对的)的诱惑。他当然有充分的自信，但并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这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
由于以上特点，华盛顿两次当总统都没有对手，整个过程没有需要击败任何政敌。他的连任是迫于大家一致的挽留。而他坚决功成身退，毫不恋权，彻底不再干政，也为美国政治打下极好的基础。如果说，美国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有华盛顿这样的开国元勋是美国人的幸运。
一般说来，开国之初，尚未完全定型，总统个人的取向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继华盛顿之后以个人的坚定信念发挥了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位开国元勋杰斐逊，那就是坚持新闻自由。尽管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具体实施到什么程度，当时并无定规，在执政者中对新闻自由也有不同态度。杰斐逊在许多著述中倡导新闻自由不余遗力，并把它视为民主的基石。对他的信仰的严峻的考验是他上台伊始，面临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包括人身攻击的时候。他的工作备受干扰，精神很痛苦。当时有些州现存的法律是可以用来以诽谤罪对报纸加以惩罚的。但是他决心不这样做，而是仍然坚持“公平而充分地进行实验……(证明)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是否就不足以传播和捍卫真理?”他在第一任内进行了这一实验，在第二任就职时宣称这一实验已经做过，结果证明“真理与理性已经守住阵地以对抗错误的意见和事实，那么受制于真理的新闻界也就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杰斐逊作为总统，在被新闻界的诽谤攻击困扰中坚持住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没有落入“叶公好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处于杰斐逊的地位，对法律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利用权力对新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制或限制，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他和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在台下和台上立场不一，抵挡不住这一用权的诱惑，那么美国新闻自由的根基可能没有这样坚实，至少实现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作为美国立国初期的奠基者之一，他坚持新闻自由的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它对美国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正如他所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有意义。
林肯总统当然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如马克思所说，“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但是他更多是“时势造英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精彩的评论：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 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卷，586-587页)
林肯以解放黑奴载入史册，但是他和几届前任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国家不分裂，而对奴隶制诸多妥协。是形势把他推向了南北战争，而后发表那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所以他说，战争的结果把战争的根源——奴隶制消灭了，这是天意。战后他威望极高，但是在连任不到一年，局势未稳，百废待兴时突遭暗杀，这一震惊全国的事故却没有妨碍国家沿着既定道路重建，反过来也说明时势胜于个人，同时说明美国的制度是法治，不是人治。
小罗斯福自己认为堪与华盛顿与林肯并列，他的举措也的确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在他身上，可以说是“时势”与“英雄”的辩证关系。在内政方面，罗斯福本人的思想、政策以及手腕起的作用更大。不过大部分改革的理念不是他首创的，至少从20世纪初老罗斯福已经启动，历经几届政府的推进，到他手里集大成。而且，只有在那样的危机的形势下，他才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和机会，足以克服阻力，完成重大的转折;不过他本人对平等、公正的政治理念，善于集思广益兼收并蓄的作风，以及高超的政治运作策略还是有不同寻常之处，并非任何人在他的位子上都能成就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世界性的使命已“历史地”落到美国身上。从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三巨头的频繁的外交谈判记录看，后两位的才具、眼光、外交手腕决不亚于罗斯福，甚至还要鲜明、果敢。但是由于美国此时的超强实力，战后安排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美国，英、苏对此也无异议，美国总统不论外交才能如何，天生处于优越地位。以后历届总统更是如此，与个人才具关系较少。
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政绩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杰米・卡特，在美国总统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对平等、人权、和平、道德都真诚地信奉。他强调精神价值，“不是靠武器，而是凭借反映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建立永久的和平”。 作为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谦卑”“怜悯”的原则的，并且明确表示“决不能恃强欺弱”。在实践中，他的“人权外交”相对说来，较少双重标准。正因为如此，他在伊朗问题上坚持自由主义原则，不肯支持亲美的巴列维国王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结果更仇美的霍梅尼上台，使美国在中东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据点，当然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最后败于伊朗人质问题。也有美国人批评他不适当地把解救人质作为高于一切的中心任务，而忽视了其他重要问题。这在政治上也许不一定明智，却是出于真诚的人道主义。他卸任以后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更加证明这一点。但是“时势”不在他那一边。
当政的总统及其政治幕僚代表哪一派思潮，至少在其任内对政局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美国经常“自由派”与“保守派”轮流执政，政策也随之左右摆动。但是，把代表某一派的候选人选上台，一般情况下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某一种思潮占上风，或是客观形势需要，如当前的小布什。这，还是时势造英雄。
